把麻风病和

G.H.A.汉森 Gerhard Henrik Armauer Hansen

在一处简陋的实验室里,汉森反复观察着从一位麻风病人鼻翼上取下的病粒,终于发现了一些棕色的杆菌微体,于是,1873年2月28日,汉森向全世界宣告:这些杆状体就是麻风病的病源,麻风杆菌!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在于它告诉人们麻风病并非来自“上天”,并非“天刑”,并不是天命论意义上的一种“不治之症”,并不是在宗教和道德领域内受到严重蔑视的“邪恶的病”,它确实很古老,很顽固,但它只是一种病!

对麻风病的极端误解和惧怕,中国和世界各国倒是非常相似,这从他们对麻风病的称谓上就能看出一斑。在中国,麻风病也称麻疯病、癞病,把麻风病和“疯”“癞”扯在一起。俗成“大麻风”,一个“大”字,很能说明问题。《战国策》称之为“厉”,《论语》称之为“癞”,《黄帝内经》称之为“疯”,《秦律》称之为“疬”,《晋书》称之为“麻疯”,唐代的孙思邈称之为“大风”。宋代王怀隐的《太平圣惠方》中首次出现“麻风”的说法,并沿用至今。在西方,麻风病的英文名称是Leprosy,而该词来自希腊语“lepros”,意为“鳞状”。尔后经历了拉丁语和古法语的混合演变,形成中古英语“leprus”,最终固定为“leprosy”。《圣经》中把麻风病称作“Leper”。另外,《圣经·列王纪》中有这样的记载:以色列撒玛利亚城,严禁麻风病患者在城里生活,只允许他们集中居住在远离城市的山沟里。事实上,欧洲各国处置麻风病人的方式十分残酷,和中国极为相似,不是烧死,就是活埋或淹死。中世纪的欧洲,如果不把麻风病人活埋、烧死和淹死,则要把他们赶出居民区,驱逐之前还要先举行送葬仪式!病人要穿上特制的服装,头上要顶着土,表示你虽然活着却已经是死人,边走边摇铃,以便让大家早早躲开。在中国,2600多年前,孔子的弟子冉伯牛得了麻风病,孔老夫子表现得相当勇敢,亲赴冉伯牛家探望,不过,他没敢进屋,只是站在窗外,看着弟子变形的面孔,说:“亡之,命矣夫!”1935年,广东军阀陈济棠在白云山下曾一次活埋麻风病人300余人。活埋前所有病人照例被灌了,让他们放开肚子吃肉喝酒,然后一声令下,300多个醉眼迷离的麻风病人被纷纷推进同一个大坑内,然后埋掉。1941年,韬河县一个名叫王炳元的县长,曾悬赏捕杀麻风病人,捕杀一个麻风病人,可获赏金20元,一次活埋麻风病人200名。

在汉森之后的近百年中,又有许多人重复汉森的试验,但胆量比汉森小得多,只是试图将麻风杆菌接种给一些动物,仍然没有一个被传染的例子。汉森的试验出现了近百年,世界各地的人们对麻风病的恐惧和对麻风病人的歧视,并没有多少变化。不过,20世纪初,国际麻风协会成立了,1953年,世界卫生组织决定,每年第一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为国际麻风节,号召世界各国人民关爱麻风病人,把他们当人看,动员世界各国携起手来,为攻克这个古老的顽疾而奋斗。此后,每年的麻风节,许多国家元首都要公开发表关于麻风病的讲话,并亲自看望麻风病人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也响应国际麻风协会的号召,在全国所有的麻风病高发区建立了麻风院、麻风村,但是,它们无一例外,都选址在荒无人迹的深山老林里,而且全部依照苏联老大哥的模式,医生的住地和病人生活区相距至少两公里,医生住地必须在风力难及的上峰位置。中国政府尽管建起了大批麻风院麻风村,投入了大量物力和财力,可是,所有来自上级的关于麻风病的指示都是秘密传达的,不准作任何形式的报道,报纸、电视、文件,都绝不提及“麻风病”三个字。中国也很少有麻风病学专家,即使有那么几个,也和国外的学者完全没有交流。每年的国际麻风节,中国各地的麻风院也不举行任何形式的庆祝活动,甚至也没人知道有这么个节日。

世界卫生组织曾指出:“没有任何一种疾病能在社会上引起这样的不良反应,并且对病人及其家庭造成如此多的痛苦和不幸。”

评价:伟大的发现,人类战胜病魔的伟大胜利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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